Natasha Bolognesi的证词:调查性报道遇到的挑战,以“坏医学”为例


作者Natasha Bolognesi [http://www.wfsj.org/projects/page.php?id=131#bolognesi]
当记者感觉到一位科学家做出了虚假主张时应该怎么办?在这篇个人观点文章中,南非记者Natasha Bolognesi 讲述了她如何揭露了位于Stellenbosch的Secomet公司的Stephen Leivers 以及开普敦大学的Girish Kotwal教授推广用一种草药治愈艾滋病——却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这篇文章文发表在了2006年6月28日的《自然•医学》杂志上(vol 12, page 273-4)。[http://www.nature.com/nm/journal/v12/n7/abs/nm0706-723.html]

关于调查和报道艾滋病欺诈的一般建议(在实践中学习到的) 对Girish Kotwal教授与Secomet公司合作的调查的起源

我在研究另一个关于细菌耐药性的健康报道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家设在Stellenbosch的Secomet 公司。我的个案研究把我引向了这家“神奇”的组织,它制造和营销用于一大系列细菌和病毒感染的草药制品。我跟踪采访了该公司的负责人和创始人Stephen Leivers。

在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中——这次采访不过是想弄清在我的文章中是否值得监督他的产品——Leivers专门提到了他的神奇草药Secomet V可以治疗艾滋病……

研究过程:我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这种疗法的主张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但是我希望相信它,因为在这个主张背后的科学看上去有前途而且令人激动;Leivers的办公室看上去就像一个高档的科学实验室——宽敞明亮又通风,摆满了试管,瓶子里培养着细菌,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着数据。而Leivers 本人是一个微生物学家……

第一个挑战——检查这些主张的科学有效性
反讽的是,我的第一个挑战不是收集Leivers 和Kotwal的数据(他们非常高兴地拿出各种轶事和实验室结果,期待着我因为这些“科学证明有效”的证据而感到惊叹)。真正的挑战是穿过他们提供给我的这些信息和“漂亮的胡说”,质疑他们主张的有效性。

我问Leivers,他的产品Secomet V的研究是否经过了同行评议。他说,是的,而且给了我由开普敦大学(UCT)和意大利比萨大学的科学家撰写的两篇已发表的论文的拷贝。他还给了我发表在一份大众杂志上的关于Secomet V的报道的拷贝。此时一切看起来还好。

但是我仍然没有完全信服,因此我回家进行了一些研究。由于我感到不确定,我让一些有科学背景的人士(一位曾经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记者、开普敦Tygerberg 医院的一位免疫学家和本地的一位治疗艾滋病的医生)看看这些文档——他们一致认为这项研究不够充分而且做得不好。进一步的挖掘显示,这项研究其实不是同行评议的,因为《纽约科学院年报》(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并没有让它的文章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

在大众杂志上的文章让我最终确定了下来——它是如此不科学,而Kotwal这位顶级病毒学家允许这篇和Secoment有关的文章引用他的话。这可是很大的警报!

第二个挑战——采访一位你怀疑可能从事了不端行为的顶级科学家
一旦我确定了上面的情况,我仔细阅读了这些研究论文,找出了不一致和抵触的地方,诸如: 现在到了采访这篇主要论文的第一作者——UCT的传染病研究所病毒学负责人Girish Kotwal教授的时候了。

我不是科学家,我是卫生作家,因此我需要在我质疑Kotwal之前确保我对论文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严重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科学消息源帮助我。一旦我得到了准确的事实,我就准备了我的问题,然后去见Kotwal。

这次采访很困难。Kotwal东拉西扯,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因此我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询问同样的问题,从而获得我需要的答案。

当我开始提出关于他发现这种植物萃取物的毒性的更敏感问题的时候,他回避了我至少10分钟的时间,而我不得不“迫使”他最终承认这种萃取物没有被证明让公众使用是100%安全的。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尽管这很困难。从那以后,他对我越来越谨慎,我觉得,这是由于他意识到我并不敬畏他和Leivers,而是怀疑他们。

第三个挑战——回到Leivers那里进行第二次个人采访和第三次电话采访
对Leivers的第二次个人采访

这没有什么困难——如今我把所有信息都组织了起来,而且能够从Leiver那里获得很深入的信息,由于他的自大,很容易控制他。我在这里遇到的挑战是装作敬畏他从而得到我想要的信息的时候不要太拘谨。

之后用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Kotwal 和Leivers
这次变得更困难。现在我已经告诉了Leivers和Kotwal,我已决定了我的报道的角度(揭露),可以理解,他们都变得极为好斗。Leivers拒绝给我提供证据表明他拥有Secomet V人体实验的伦理和MCC批准文件(他曾经声称获得了批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他如今拒绝作出任何评论。
Kotwal要求我把此前他告诉我的可以公开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不公开的,而且他试图通过让Secomet染上一层人道主义的光芒从而为他此前赞成该公司的评论寻找理由。

第四个挑战——在面临律师函和其他威胁的情况下坚持下去
我收到了来自Leivers律师的一封电子邮件,要求我在我的文章出版之前给他们一份拷贝(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Leivers告诉我,我只是在寻找丑闻去写一个轰动的报道,对他而言,我的名字就是“丑闻”。这段时间我还接到了“沉默的”电话,某人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只听到呼吸声——我很确定这就是Leivers。当报道出版之后,这些电话就停止了。

Kotwal 威胁起诉我对他进行了人格诽谤。他还向《自然•医学》的主编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发表我的报道,他说这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新闻。
在文章发表之后,来自Kotwal的这些威胁停止了,而我必须说,坚持下来是值得的,因为公众最终将受益。

第五个挑战:在发表了那篇“坏医学”的文章之后针对我的诽谤
一旦我的文章发表之后,Secomet公司就修改了他们的网站(www.secomet.com)。在他们的主页上,他们在提到我报导他们的文章以及后续媒体报道的时候给出了我的名字。如今(截止2008年1月)他们的网站上还有一整部分专门刊登了关于我的报道和选择了这个报道的其他出版物的诽谤和无事实根据的评论。
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评论,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建议其他任何遇到了同样情况的人继续他们的工作,并进一步揭露坏人。一个经过了良好的调查而且非常严密的揭露本身就可以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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